一句話重點
EMI 不只是教學技術問題，更是一個公平問題。當我們選擇用英語授課時，也同時在決定「誰的語言被當成資源、誰的知識被當真」。語言從來不是中立的，它承載著象徵權力——而教師的每一個選擇，都在參與分配這份權力。
講者談了什麼
在哥倫比亞大學 Teachers College 的這場研習中，國際與比較教育的 Dr. Prem Phyak 以「語言（不）正義與社會（不）正義」為題，把我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「英語授課」徹底翻面檢視。
他首先點出：語言是一種象徵權力（symbolic power）。當某種語言被視為「高級」、其他語言被矮化，就會產生象徵暴力——語言階層悄悄地創造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。教育，往往正是合法化主流語言、邊緣化弱勢與原住民語言的場域（Piller 2016）。
那麼什麼是社會正義？Phyak 引用 Nancy Fraser 的觀點：社會正義就是參與的平等（parity of participation），由三個 R 支撐——
- Redistribution（重分配）：經濟資源的公平分配
- Representation（代表）：誰能進入政治決策
- Recognition（認可）：文化與象徵層次上被看見、被尊重
接著他帶入 Miranda Fricker 的知識論不正義，這是讓我最震動的部分：
- 證言不正義（testimonial injustice）：聽者的偏見（種族、性別、語言等身分偏見）讓說話者的可信度被打了折扣——明明說了，卻不被當真。
- 詮釋不正義（hermeneutical injustice）：集體詮釋資源的缺口，使某些人連理解自身經驗的語彙都沒有。
核心的提問因此凝聚成一句：「誰是知者（who is the knower）？」
Phyak 也援引 Amartya Sen 的能力取向（capability approach）——制度應重視個人的能力（capabilities）與獲取資源的自由；以及 Skutnabb-Kangas、Baker-Bell（2020）對語言種族主義的批判：教師對學生語言的沉默化、糾正、監控，都可能是隱性的暴力。
據 World Bank（2021）的教學語言（LOI）政策報告，不當的 LOI 政策影響低中所得國家約 37% 的學生。不良的語言政策損害學習、近用、公平、成本效益與包容，甚至可能造成認知與心理上的學習障礙、導致原住民語言消失。當我們在台灣熱切推動 EMI 時，必須自覺：它可能正在製造新的語言障礙。
教師可以怎麼做
把母語當資源，不是問題
明確告訴同學：用中文釐清概念、做筆記、與同儕討論，是被歡迎的學習策略，而非「英語不夠好」的補救。讓 translanguaging 成為課堂的正當資源。
追問「誰的知識被當真」
選教材、舉案例、設討論題時，刻意納入非英語世界、在地與原住民的知識來源。讓學生看見：知識的權威不只一種口音。
檢視自己的「糾正」習慣
留意自己是否過度監控學生的口音與文法，而忽略了內容的價值。把回饋的焦點從「說得標不標準」移回「想得對不對、深不深」。
設計讓沉默者發聲的機制
用小組、書面回應、雙語並陳等多元管道，降低「當眾用英語發言」的門檻，讓平常被打折可信度的同學也能被聽見。
把參與平等寫進評量
評量不只看英語表達，也認可學生展現的能力（capabilities）與思考深度，避免讓語言成為實質的篩選器。
搭配 Uedu 工具
開啟雙語對話，讓母語成為真正的學習資源：同學可以先用中文把困惑說清楚，AI 助教再協助轉換為英語表達。母語不再是被沉默化的對象，而是進入英語學術社群的鷹架，直接呼應 Phyak「把母語當資源而非問題」的主張。
在頻道知識庫建立雙語術語表，讓核心概念中英對照、隨問隨答，降低認知負荷。更重要的是，對話歷程讓你看見「誰被聽見、誰一直沉默」——這份資料能幫助你回頭調整課堂設計，把參與平等從理念變成可觀察、可改善的實作。
下一堂課開場前，請同學在 AIDA 用任何最舒服的語言，寫下一句「我對這個主題最想釐清的問題」。蒐集後匿名投影出來——你會立刻看見：當語言門檻降低，原本沉默的聲音浮現得多麼快。這就是「誰是知者」最具體的一次練習。
結語
離開哥大那天，我帶走的不是一套教學技巧，而是一個無法再迴避的提問：當我用英語授課時，我究竟讓誰更容易發聲，又讓誰更沉默？ EMI 的成功，不該以「英語多純正」來衡量，而該問——我們是否讓每一位學習者，都成為了被當真的知者。語言正義不是 EMI 的附加題，它就是 EMI 的核心題。